毛泽东

◆1944年6月，毛泽东（第一排左四）等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认为美苏都不赞成在反法西斯战争紧张之际中国发生内战。因此，加强与美苏、特别是美国的联络，将会极大地有助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与美国的交往主要是民间交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开始积极谋求与美国政府和官方人士的直接接触，并多方构筑这种渠道。此时，毛泽东不仅致力于利用英美力量打压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且亲自掌控中共与美国的外交联系，并逐渐把谋求与美方的军事、情报合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1年12月9日，党中央在《关于建立情报组织及其目前主要工作方向的指示》中指出，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新的对外方针指导下，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在外国使团和记者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他同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驻华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等多有交往。1943年3月，周恩来同戴维斯谈话时，重申中共欢迎美国派一些军官作为常驻观察员到我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情报。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的戴维斯和谢伟思早就认为中共是重要的抗日力量，他们向史迪威建议请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并深入华北敌后，直接为美空军利用中国基地对日作战和美军未来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收集第一手情报。在戴维斯、谢伟思等美方官员的建言下，1944年2月，罗斯福决定派一个观察员小组去中共控制地区，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1944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之际，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丧失了146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引起了国内外对蒋介石强烈的不满和抨击。与此同时，中共武装则在国民党军溃退的区域开辟了大量的解放区。1944年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当前对英、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1944年6月9日，由6名外国记者和15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受到中共的热情接待。6月12日，毛泽东接见记者团并答复了他们提出的若干问题。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政策就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同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勉强同意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毛泽东非常重视美国政府的态度，认为这是与美国官方建立直接关系的好时机，这一事态必将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7月4日，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一事，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降落时各注意事项，内容极为详备，反映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的8月和9月，毛泽东先后指示我军有关部门“放手与美军合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修订本》（中卷）第539页、第544页）。因此，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之际，驻华美军也迅速与中共武装建立起联系，在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勘探美军拟登陆的场所，以及营救落难的美军飞行员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方两批观察员共18人到达延安。观察组组长由在中国任职20年、通晓中文的包瑞德上校担任。7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宴。席间，周恩来向毛泽东特别介绍了谢伟思，说谢伟思“一直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友人”。于是，毛泽东在饭桌上便同谢伟思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并向他提出“美国有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谢伟思当时既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又是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美军观察组的地位显得颇为特殊。这也使毛泽东觉得美国政府坚持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是有一定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特别是谢伟思在谈话中明确表示赞同中共取得美援，改组国民政府，使毛泽东颇有好感。此后，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中同谢伟思进行了多次交谈。

◆谢伟思（中）与毛泽东（右二）在延安的合影。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欢迎。8月18日，毛泽东请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发往各中央局，文件指出，外国人士的来访，不应看作是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文件强调：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领导人积极对其开展工作，仅在头两个月中，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就向观察组全体作了10个报告。观察组成员深入了解了延安地区部队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并多次被邀请去讲解有关的军事知识。观察组成员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解放区，耳目为之一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根据在延安生活了一些时候的外国人、在敌后遇难被营救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所提供的情况，写了大量报告。根据统计，中共武装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120多名。一位被我根据地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临走前曾诚恳地说：“中国共产党前途之大，除苏联外无可比拟，而蒋介石的不进步为世所闻。”他甚至表示，蒋介石战后必然向八路军进攻，造成内战；如八路军有所需要，他愿以个人的一切来相助。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谢伟思在延安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过几次长谈。1945年4月1日，谢伟思应邀同毛泽东进行最后一次谈话。谢伟思在此次谈话的记录中写道：“毛主席说，美国最终将会意识到，单独支持重庆，对于对日作战、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或确保远东的稳定都不是最好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谢伟思对中共武装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观察组的看法，这在观察组发回美国的大量政治性报告中可以体现。例如包瑞德指出，中共军队从1941年以来没有得到任何供应，完全靠自制和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却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因此，“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就能大大提高其战斗力，“给日军造成任何中国军队所未给予的大的杀伤”；如果他们得到充分的供应，“那就一定可以……收复许多重要地区，严重破坏日军铁路和交通线”，“并可击溃大批伪军或迫使其投诚”，从而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组员之一的卢登认为，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报道：《接见记者团席上毛主席畅谈国内外局势》。

尽管“窑洞外交”由于形势变化没有能够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在“扩大影响”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除了制约美国政府对中共政策的迅速转弯外，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谢伟思等人的不少报告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使深受《时代》周刊等杂志大肆宣扬蒋介石的“英雄形象”，把他作为中国的“化身”的读者，了解到一些中国的真实事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初期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在“国际合作”方面，有两件事情是值得载入史册的。第一件是1945年4月至6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亮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表明中共已步入国际社会。第二件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受降日军和伪军的争夺战。正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个军区的军政领导人，奔赴前方迫在眉睫。8月25日凌晨，毛泽东决定，紧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一架小型运输机送这些军政要人去太行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对观察组已经心中有数而作出的决定，果然得到了观察组的合作而顺利成行。这样，使本来需要一两个月时间的艰难跋涉缩短为几个小时时间。这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东北的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坚信，美国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因为美国是个“纸老虎”。作为“窑洞外交”首创的词汇，“Paper tiger”（纸老虎）迅速传遍天下，成为长盛不衰的国际通用词汇。蒋介石不仅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还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能力。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不仅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外关系的原有基础，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自晚清开始的屈辱外交时代终于画上了句号。